其時，新聞業(yè)門檻甚低，銷三千份就不蝕本，超出即賺，稍有名氣，廣告即上門，如商務印書館每月兩千元包下《時報》報眼，專門介紹商務版新書。報業(yè)如此“賺得動”，娛興小報喧騰而起。這些小報概不刊登重大新聞，專門瞄準市民趣味，專載街談巷議軼事秘聞或伶界妓界“趣味新聞”，同時刊登通俗小說。這些小報雖只有半張紙，卻能賣到大報價錢。
依托這樣的背景，中國報業(yè)一路走熱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從事報業(yè)。1905年科舉停廢前，為報館寫稿尚被蔑視，認為是“文人末路”之賤業(yè)。收入也不高，《申報》編輯費Cye每月不過10-40銀圓。科舉停廢后，士林職業(yè)迅速多元化，出現(xiàn)第一茬非官場“白領”，知識分子進入文化教育、新聞出版、工程技術、金融實業(yè)等行業(yè)。新聞界因影響巨甚，“一紙風行、觀聽一聳”，除了維新志士投身其間，還有一批秀才、舉人紛紛“下海”，兼寫文學作品，如吳趼人、李伯元、曾樸、李涵秋、包天笑等。
隨著報業(yè)走熱，編輯記者的收入也顯著提高，如，包天笑1909年前后在《時報》時月薪為80元，每月為《時報》寫論說文六篇，小說2.5萬字。他還為《小說林》撰稿，月得40元；為有正書局編《小說時報》，再拿稿費；當時他全家花銷每月至多五六十元，日子很好過。包天笑曾回憶說：“除了編輯報紙雜志以外，每天還可以寫四五千字，在賣文上收入很豐。”其時物價很低，一塊錢可買五六十個雞蛋。上海生活水準為中國之最，住校生伙食費每月六塊，內(nèi)地只要三塊。(包天笑：《釧影樓回憶錄》)
辛亥期間，報紙從業(yè)者收入豐厚，又能參與國務，指點江山，因此普遍自我感覺極好，包天笑說：“那時上海的記者們，以‘不事王侯，高尚其志’的態(tài)度，謝絕各方交際應酬，以自示清高。”與此相應，當時記者、編輯的社會承認度也很高。此一時期，報館訪員身著西裝，出入各種集會與重要會議。因身份中立，甚至被用于參與勸降清軍。如1911年11月3日傍晚，陳英士(其美)攜敢死隊員高子白，就是以《民立報》訪員的名義進入清軍重地江南制造局勸降，遭拘捕，次日義軍強攻得手方獲釋。
對于辛亥時期報紙的影響力，時人評論說：“前清末葉，報紙勢力漸呈偉大之象，清室竟因之而亡；袁世凱稱帝，報界不贊成，即至傾覆，此其最著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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